我在最新的《福布斯》文章中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那篇《福布斯》文章有點長，但我相信這是個對社會很重要，並將長存的根本性問題：公司是否應該代表特定的價值觀？
調查數據看起來各執一詞： Gartner對3萬名員工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，87%的人認為公司應該在與其業務直接相關的社會問題上表明立場，74%的人認為公司應該在與其業務不直接相關的社會問題上表明立場。
我個人覺得74%這個數字挺驚人的，但鑒於還有96%的Z世代表示公司應該參與解決社會問題，74%這個數位似乎就變得合理多了。
但是，另一項由《華爾街日報》和芝加哥大學共同進行對1,019名成年人的調查發現，只有36%的受訪者認為公司應該在業務範圍以外的問題上表明立場，另外63%的人認為公司不應該這樣做。
對於這個問題，網路媒體頭條 —The Hill和Forbes — 的表態也呈兩極分化的趨勢。
環境、社會和公司治理（ESG）投資是否有效？
我認為人們時常會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 “想要”也不會讓一件事變得可行。 例如，ESG在過去一年左右因為各種問題備受爭議，正如我在文章中所寫的那樣：
- • 誇大其詞：根據哈裡斯民意調查公司（Harris Poll）1月份的數據，60%的高管表示他們的組織在誇大做出可持續發展的努力。
- • 表裡不一：花旗集團和歐盟可持續金融平臺曾經認為國防股不符合ESG標準，直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。 那時這些組織的重新評定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，即軍火對其他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好的，但當它們被用於自衛時，突然就可以被接受了。
- 朝秦暮楚： 特斯拉被標準普爾ESG指數除名，而埃克森美孚卻仍佔據一席之地; 與此同時，三家信用評級機構發佈的評級具有0.99的相關性 — 如此接近的數據，以至於使這三家機構似乎顯得冗餘 — 另一方面，拼湊起來的ESG評級機構則存在相反的問題：相關性為0.30。 清晰明確的標準才有實操價值，而似乎沒有人對什麼是“好的”（舊式ESG）或“根據ESG因素具有風險的”（新式ESG）達成共識。
- 拼湊概念： 將「環境」、「社會」和「公司治理」放在一起並不總是有意義的，因為不同的投資者可能有不同的優先順序、定義和標準。 當你試圖建立一支由ESG股票組成的ESG基金，並將其銷售給ESG投資者時，問題就更複雜了。
但是，這並不意味著公司不能讓世界變得更好：例如，英特爾在解決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採礦衝突方面走在了政府的前面。 剛果政府沒有能力阻止軍閥使用兒童兵，所以英特爾在這個問題上出頭了，該案例後來還進入了商學院課堂。 英特爾的標準不但超前，而且超出了多德-弗蘭克法案的標準。
還有一種觀點認為，因為公司在主要業務領域之外可能會產生影響，所以公司應該對其主要業務領域之外的事物有所認識，並負起責任。 多年來，甚至是幾個世紀以來，公司通過環境破壞、童工或濫用客戶數據等手段將“成本”（有時是字面上的成本，但更多時候是苦難或損害）轉嫁給旁人。 即使監管是解決此類問題的主要方式，但希望公司也能考慮它們的逐利行為對社會和世界的影響，這要求似乎並不過分。
出於懲惡揚善的原因，公眾接受ESG，或至少接受用自己的投資為世界做些好事的誘人想法。
這聽起來很美妙。 事實上，我也非常喜歡這個想法。
但這其中存在著重重困難。
公司是否應該在社會問題上「表態和發聲」？
首先：什麼是「好」？ （請注意，大部分ESG行業已經從引導資金注入 “好 ”的標的，轉向引導資金從ESG風險敞口撤離——一家位於低洼沿海地區，僱用以前被剝削婦女的大衣廠可能在社會因素上得分很高，但在環境因素上得分很低，因為它面臨海平面上升的風險。 ）
即使我們知道「好」的方向，公司應該以多快的速度朝這個方向發展呢？ 然後，即使存在一個終點：什麼樣的終點足夠好，什麼樣的終點走得太遠？
我們很容易忘記社會和社會偏好也在不斷演變。 就像是對於有年幼孩子的父母來說，孩子的成長變化感覺發生的很慢，直到牆上記錄孩子身高的刻痕漸增才會注意到時間的流逝。
如果社會偏好剛好和消費者、員工，甚至一些投資者所希望的一致，那麼公司完全可能兼顧做好事和取得良好的業績。
以一家咖啡公司為例， 它的咖啡價格比市價高，但這是有意為之的，因為該公司不僅僅銷售好喝的咖啡：它在銷售好喝的咖啡的同時，改善了一點咖啡採摘工人的生活水平，否則這些工人在純粹的自由市場中可能只能貧困度日。 假設有足夠多的消費者認同這樣做，那麼公司、顧客，甚至和許多員工和投資者，都會達成共識。 股東為大。
但對於那些沒有將社會事業寫入DNA的「普通」公司來說，它們的責任是什麼呢？
與社會規範保持一致的理由很淺顯：如果一個公司的員工、顧客、投資者和董事會成員（或大多數董事會成員）都同意，無論公司從事何種業務，減少能源浪費、在社區組織慈善廚房都是好事，同時其他大多數公司都在做類似的，甚至更多的事，那麼為了不失去員工、顧客、董事會成員以及可能的投資者的青睞，公司很可能也需要採取類似行動。
但如果一家公司在超出其業務範圍的爭議問題、比如墮胎或移民問題上表態，情況就比較棘手了。
公司可以選擇表態。 一些公司確實也這樣做了。 而且有跡象表明，公司內外的激進派將越來越多地向公司施加壓力，要求其在有爭議的問題上“發聲”，但這就像在電梯裡播放重金屬音樂或黑幫說唱音樂，而不是電梯音樂：此之蜜糖，彼之砒霜。
那麼，問題可能是：
- 對一家公司參與社會 「進步」的現實期望是什麼？
- 對「進步」有可行、廣泛、清晰的理解嗎？
- 什麼又是不現實的期望呢？
Jam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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